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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組織來看，這兩種機制本身都有其自身的好處。西方體系的好處是整個組織的決策不會出現(xiàn)大的問題，壞處是其體系的效率不是太高，向下的決策不會非常差，向上的決策也不會非常好，起到的是一個平衡的作用。在中國，集權的體系可能會導致極好的決策，也可能出現(xiàn)另一種情況。兩種體系各有利弊，關鍵是看這兩種體系能否相互轉換或是相互學習。這是一個沒有定論的問題，徹底轉換是一件很難的事。但兩種體系在某些方面還是可以相互借鑒的。

從兩種不同體系下的經濟現(xiàn)狀來看，在西方，決策群體分散在大企業(yè)的決策人手里，另外一部分分散在華爾街，通過金融市場放大實體經濟的規(guī)模，在整個市場的波動中去追逐各自的利益，導致在西方經濟體中貧富的差距被拉大了，受益者是手中掌握了資本的華爾街的一群人。當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造成了資源浪費、效率低下等現(xiàn)象。如今，美國開始反思財富的再分配，巴菲特提出美國要向富人征稅，導致財富不再完全聚集在富人手里，在社會中能夠更合理地分配，帶來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這將糾正這個體系的經濟發(fā)展到一定階段所帶來的矛盾。除了向富人征稅，還在金融監(jiān)管上，像限制歐洲市場的做空機制，從而也逐步限制了在金融市場的投機行為。在中國，資源通過國家稅收的辦法收上去，再由權力階層進行資源的統(tǒng)一再分配，由此帶來的不可避免的弊端是權力階層在此過程中進行尋租，攫取利益。這導致資源使用一方面有一定的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很多腐敗現(xiàn)象，使得經濟體缺少了可持續(xù)性。在中國，真正交稅的人其實并不非常富有，減稅一方面使得中央集權的資源可以少一些（現(xiàn)在的問題是財稅的增長大過居民收入的增長），另一方面使得權力階層的利益可以向工薪階層傾斜。這是兩種制度可以互相學習的地方。

在企業(yè)中，文化沖突主要存在于合資企業(yè)，不管是外商投資企業(yè)還是中國企業(yè)走向海外的發(fā)展過程中都面臨著文化沖突的問題。企業(yè)層面，要更多地去相互了解對方的企業(yè)文化及其社會文化背景、思維方式。比如在中國的合資企業(yè)中，外方管理者和中方管理者必須都要了解雙方的出發(fā)點，然后再去尋找合適的交易。再舉個例子。某中國企業(yè)收購一家澳洲企業(yè)后，中方代表到外方的年度戰(zhàn)略會議上去旁聽。會議結束后，外方覺得中方代表在整個會議上沒有任何表態(tài)，也沒有提出任何關于收購完成后的方向性要求，外方人員完全不理解中方人員為何不說話，這就是雙方對彼此做事方式不理解帶來的問題。后來經過斡旋，雙方還是意識到了文化差異并取得諒解，說明溝通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如果一個總經理需要向中方董事會成員和外方董事會成員都負責的時候，處在兩種文化沖突之間的人，若能掌握兩種不同的文化，能夠針對性地用不同的方法去跟對方進行交流，就會給雙方帶來好處。在跟外方董事會成員溝通的時候，從法到理再講到情；而在跟中方董事會成員溝通的時候，同樣的一件事情，溝通的出發(fā)點就需要從情開始再去說理再去說法。如果能夠了解文化的差異，在不同的環(huán)境中，運用不同的溝通方式，也許就會使得雙方沖突的解決相對容易一些。